文/北京肖以荣律师（专注疑难复杂案件）
作为一名在北京专注行政诉讼多年的律师，北京肖以荣律师见过太多当事人因不了解维权边界，陷入 “无效申诉” 的困境。有的当事人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反复申请复议，最终不仅没能解决问题，还让自己身心俱疲。2025 年 4 月，国务院对段彦龙的行政复议决定，
就为们敲响了警钟。今天，我就结合这起典型案例，和大家聊聊行政复议中的维权边界究竟在哪里。
一、案件追踪：71 次复议背后的 “程序空转”
故事的主人公段彦龙，自 2018 年起，在山西多地经营场所购买商品后，便以 “商品存在问题” 为由频繁举报。从 2019 年到 2025 年，他向山西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51 次，向财政部、卫健委等部门申请 20 次，累计在山西各级行政机关提起复议 200 余件，行政诉讼逾百件。令人咋舌的是，他的诉求高度重复：要么要求确认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违法，要么投诉行政机关邮寄文书程序问题，甚至向财政部门举报法院 “违规收费”，而这些诉求在之前的复议和诉讼中早已被多次驳回。
2020 年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就明确指出，段彦龙的行为 “目的已非救济合法权益，客观上耗费大量行政及司法资源”。然而，他依然我行我素，持续以相同理由申请复议。最终，国务院作出 “不予受理且不再重复处理” 的决定，这场持续多年的 “复议马拉松” 才得以画上句号。在我经手的众多行政纠纷案件中，虽然像段彦龙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多，但也有不少当事人因不了解维权规则，走了很多弯路。
二、争议焦点：维权的边界究竟在哪？
（一）“合法维权” 与 “权利滥用” 的分水岭
这个案件最核心的争议在于：公民申请行政复议的次数有没有限制？怎样区分正常维权和滥用权利？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一条就明确规定，行政复议的目的是 “保护公民合法权益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”。但任何权利都不是无边界的，段彦龙的行为有三个明显特征：
一是重复性极高，71 次国务院复议申请中，51 次针对山西省政府，而且事由几乎一模一样；
二是关联性缺失，部分申请与他自身权益毫无关系，比如要求公开行政复议机构人员信息、投诉法院收费程序等；
三是目的性存疑，在法院已经认定其诉讼 “缺乏正当性” 后，他还通过 “政府信息公开→复议→诉讼” 的循环程序持续维权，明显超出了合理的救济需求。
（二）行政资源不是 “无限供应” 的
行政复议作为 “民告官” 的重要渠道，资源是有限的。就拿山西省来说，段彦龙的 200 余件复议申请，如果全部进入实质审查阶段，几乎相当于一个县级复议机关全年的工作量。而这些案件里，真正涉及实体权益争议的不到 10%，大多是对程序细节的反复质疑。正如国务院决定中所说：“行政复议资源应当保护真正需要救济的申请人，而非为程序空转而消耗。”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，那些真正需要通过复议解决问题的老百姓，可能就要面临更长的等待时间。
三、法律解读：滥用行政复议权的三大认定标准
结合这个案例和《行政复议法》的最新精神，我总结出判断 “滥用权利” 的三个核心标准：
（一）主观目的：是否真的为了 “救济权益”？
正常维权的当事人，诉求往往明确且具体，比如对行政处罚不服、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等，而且在复议结果出来后，会理性选择后续程序。但段彦龙在最高法驳回其再审申请后，还针对同一争议事项申请复议，显然不是为了通过复议解决实质问题，更像是想通过程序施压达到其他目的。
（二）行为表现：是否超出 “必要合理限度”？
法律允许公民对同一事项申请一次复议、一次诉讼，但反复以 “换汤不换药” 的理由启动程序，就属于滥用权利。就像段彦龙，在不同门店买同类商品后，分别以 “标签不规范”“成分不符” 等细微差异理由举报，本质上都是同一性质争议的重复，这让行政机关疲于应对。
（三）后果影响：是否造成资源浪费或秩序干扰？
段彦龙的行为，让山西省、市两级复议机关耗费大量人力核查卷宗、撰写答复，导致真正需要复议的民生类案件，比如拆迁补偿、社保纠纷等，可能无法及时得到处理。这种 “一人占用百人资源” 的做法，明显违反了法律对权利行使的 “禁止权利滥用” 原则。
四、律师支招：三招实现 “有效维权”
当我们的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处理决定的影响时，如何在合法范围内高效维权？根据我处理行政案件的经验，给大家三点实用建议：
（一）明确 “维权三问” 再行动
申请复议前，先问问自己三个问题：
第一，我的权益是否真的受到了损害？比如有没有收到具体的行政处罚、政府是否拒绝公开与我相关的信息；
第二，我有没有完整的证据？像书面通知、沟通记录、损失证明等都很重要；
第三，我是否已经穷尽了其他程序？建议先向行政机关提出异议，而不是直接跳过基层程序申请复议。就像段彦龙，如果在举报商品问题时，能先固定商品实物、检测报告等关键证据，再针对性申请复议，而不是只纠结程序瑕疵反复投诉，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。
（二）善用 “阶梯式” 救济途径
行政复议不是维权的唯一途径。遇到争议时，可以先向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本级或上一级提出书面异议，比如对市场监管局的处罚不满，可以先向其法制科申请复核；收到书面答复后，如果对结果不满意，再申请复议，同时把前期的沟通记录作为证据附上；如果复议结果不理想，提起诉讼时重点针对复议决定的合法性，而不是重复基础事实。这样层层递进的方式，既能给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，也能避免因程序跳跃导致证据不足。
（三）警惕 “程序投机” 的法律风险
现实中，有些人想通过 “打程序架” 迫使行政机关妥协，比如反复申请公开政府会议记录、举报工作人员态度问题等。但根据最新的司法精神，这类与自身权益无直接关联、明显缺乏实质诉求的申请，不仅会被驳回，还有可能被认定为 “滥用权利”，影响后续的维权信用。
五、深度思考：当 “维权” 变成 “缠诉”
这起案件背后，反映出两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。一方面，“职业维权人” 逐渐出现，有些人利用行政程序的便利性，打着 “维权” 的旗号谋取利益，甚至形成了针对特定领域的 “投诉产业链”；另一方面，“程序正义” 与 “实质正义” 的平衡难题日益凸显，如何既保障公民的救济权，又防止程序被滥用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新挑战。
在我看来，真正的法治精神，既要保障 “民告官” 的权利，也要对 “权利滥用” 进行合理规制。就像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样，维权也得在法律划定的轨道内进行。当少数人的 “过度维权” 影响到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时，法律必须划出清晰的边界，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及时获得救济。
在日常维权中，我们该如何把握 “维权频率” 与 “权利边界” 的关系？当合法权益受损时，又怎样在效率和公正之间找到平衡点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在行政维权过程中遇到了难题，也欢迎随时私信咨询。作为一名律师，北京肖以荣律师会用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，帮助你在法治的轨道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